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，祖辈的宿命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里刨食。到了我们这代农民，赶上了社会变革，我们的宿命自然就是出门打工。
老话讲，族旺留原籍，家贫走他乡。离乡就有乡愁？也许吧。
幼年的家乡，记忆中愁倒是挺多的，愁吃的，愁穿的，愁日晒雨淋的农活。但这些似乎都与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乡愁风马牛不相及。
刚结婚的时候，全部家当就是一分地，两块田，三个人。在一个斜风细雨的春天，第一次壮着胆子给壮硕的大牯牛套上连着铁链的木犁，尝试去翻耕门前山冲里的那一小块地。大牯牛走得飞快，我双手紧握的犁尾汗津津的，任犁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划过长满青蒿的土地。大牯牛在地的转角处停下了，死活不再走了，任我手中的细竹竿在它宽厚的后背上疯狂抽打。打着打着，牛累了，我也累了。犁头依旧牢牢地插在原地，不曾转过那个近乎完美圆弧的那个弯。
肩上驮着一捆柴火的老人停在地边，告诉我，孩子，你弯转反了，牛当然不走了，打也没用。书上说过，老马识途。我知道老牛识耕，却不知道老牛不识顺时针逆时针。
扔下那根鞭牛的竹竿，毅然决然出门打工了
老家留给我的乡愁，一分地栽上了水杉，参天挺立。两块田流转给了种粮田大户，一年两百块钱。三个人，一个在浙江，一个在安徽，一个在河南。那头不懂得逆行转弯的老牛，在梦里时不时瞪着我，用它那一对灯笼般的无辜大眼睛。
出门了，所谓的乡愁就不再是家门口的一亩三分地了。全安徽的愁，都将是乡愁。走过许多地方，最喜欢的城市是南京，最不喜欢的城市是合肥。
南京是我出门打工的第一个城市。正如过尽千帆，许多人最难忘的依然是初恋。我印象中最好的城市只能是南京。那一年的南京冷得特别早，刚到十月就滴水成冰了。实在受不了南京的冷，就提前打道回府了。
离过年还早着呢，待在家里又特无聊，隔壁村的朋友约我一起去省城合肥挣过年费，说有好多老乡在那里干了大半年了，工资稳当得很。
来到合肥，是在一个建筑工地做事。老板听说是一个肥东的小包工头。工地管吃管住，平时不发工资，缺什么生活用品可以找老板代购，就是拿不到现金。没在建筑工地干过活，但既来之则安之，想想也快过年了，做一天是一天，也就劝自己忍忍了。
干了一个礼拜，傍晚，老板突然招呼所有人，拿上铺盖卷，说是紧急转移到下一个工地。我们坐上老板雇来的三辆三轮车，火急火燎地开出了工地大门。三轮车在车来车往的大马路上兜兜转转了十多分钟，停在了一家小卖店门口。司机师傅说，到了。我们七手八脚把东西搬下车，三轮车转眼就不见了。一行人傻愣在原地，这才发觉被老板骗了。找到原工地，大老板说工资已经发给了小老板，不关他的事，然后咣咣咣关上工地大铁门，拴上嗷嗷咆哮的大狼狗。找到派出所，问你小老板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，身份证号码……我靠，知道这些，我们还用来派出所，不直接去找小老板要钱去了？
流落街头，身无分文，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，怎么办呢？有人提议说有许多老乡在合肥修路，去那里看看吧。
星夜兼程走路到了老乡那里。这里的确有上百老乡在修路，而且甲方听起来也正规得很：瑶海市政。
当时住在老飞机场废弃的跑道上，一长溜窝棚外，到处是随地晒的鸡毛鸭毛，尘土飞扬。每天去新建的火车站周边修路。后来，经常去新火车站广场上扫地，铲灰。记得一个晚霞灿烂的傍晚，火车站候车室的楼顶上有人在焊毛体的“合肥”两个字，第二天又换掉了，听说是字太小了，不大气。没多久，新火车站落成典礼。主席台上有在电视中经常看到的回省长，卢书记。我们挤在人群中拼命伸长脖子想看清楚这些大人物。值勤的警察粗暴地把我们往外搡，看什么，看什么，不都是人么，有什么好看的？
是啊，大家都是人。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合肥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我们正在暖暖的被窝里睡懒觉。工长来了，说边上的安徽大世界还是安徽大市场竣工典礼，天太冷，下着大雪，各单位本该出席的方阵没有人，让大家去帮忙站站台，要不然电视台拍出来的新闻没法播。
工棚里鸦雀无声。
要过年了，要回家了。干的是市政工程，书记省长出席典礼的工程，依然只是拿了个回家的车票钱。
此后，凡是出门挣钱，我都绕着合肥走。
九几年，第一次去温州。在劳务市场，被告知要另交一百块钱。这钱是给安徽的，办理就业证上的登记卡。在合肥打工你不给我工资，来浙江打工你还要收我就业登记钱。家乡呀家乡，乡愁呀乡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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